肆虐一时的非典疫情终于得到有效控制，其中的关键因素是哪些？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指出，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并不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主要是高科技发挥的作用，这是一种误解。应当看到，这场战争是在疾病传播规律不清楚，没有特异性的预防措施、诊断方法和治疗药物的情况下打响的一场战争。事实上，直到现在，这些问题也都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在非典袭来之初，北京的医疗、防治、科研都显得手足无措。从事流行病学研究的人都知道，控制ＳＡＲＳ的最有效方法，第一是迅速切断传染源，第二是严禁传播到其它地区，第三才是确定病原体。曾光坦陈，“我们这次犯的错误是一开始只抓病原体，对第一、二两点抓得不够。这是值得认真吸取的教训。”
曾光说，“ＳＡＲＳ的突如其来，让医疗、科学界形成了外行不懂、内行陌生的情况。在开始流行时，出现了各种无根据的说法。”曾光表示，北京许多综合医院不具备传染病医院的条件，许多医院没有传染病科类的医务人才。因此，一线的医疗单位出现了对ＳＡＲＳ认识不足、准备不足的状况。无奈之下，不少条件差的地方被临时改建成ＳＡＲＳ病房，甚至锅炉房、洗衣房也成了病房。另外，由于个别医生缺乏对ＳＡＲＳ的认识，把ＳＡＲＳ病人与其他发烧病人放在一起，出现了交叉感染。在美国，艾滋病病人都是住在负压病房的，而我们没有这样的条件，所以医院就成为最大的感染来源。为此，应该立即改变现在的医疗结构和条件。曾光认为，非典疫情之所以能够得到有效控制，归结于我们同非典作战的这支队伍，归结于其指挥、情报、参谋和后勤系统。总之，是广泛的社会动员、多部门互相配合的结果，是全社会通力合作的结果。４月２０日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由于观念的变化，采取了正确的防治措施，局面发生了根本改观。
——指挥系统迅速果断正确的决策。４月２０日后，重建指挥系统，建立了全国防治非典指挥部，国务院的多个部委也参与进来，动员了各方面的力量，真正把北京市的卫生资源和社会资源都充分利用起来，统一情报、统一指挥、统一战斗。
对于指挥系统而言，曾光对领导班子给予了很高评价，他以自己的切身体会告诉记者：“他们顶着巨大的压力，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解决，果断决策，迎难而上，以全新的工作作风投入战斗，不愧为一个战斗的班子、解决问题的班子。”
——情报系统从被动变为主动。疫情初期，我们首先输在了情报系统上，采取的应对策略是内紧外松，内外不同。曾光坦率地表示，“过去我们采取这样的措施曾经尝到过小甜头，可此次吃了苦头。所以，应该从此告别这个奉行了几十年的策略。”４月２０日之后，政府迅速采取措施，使疫情很快得以控制。事实证明，“以人为本”，向老百姓公开信息，才能做到万众一心，群防群治。情报从开始的不准确、不及时，到后来成为每天分析疫情的重要依据；从开始怕老百姓知道到后来的怕人不知道，这种观念上的巨大转变，一举扭转了抗击非典的被动局面。
——参谋系统广开言路。参谋也是一种科学，政府及时听取专家和社会各界的意见，采纳了有很多好的方法、措施，比如防疫提前、发挥社区的作用等等。
——后勤系统帮助扭转战局。曾光说，与现代战争类似，抗击ＳＡＲＳ战役也应该遵循情报战和后勤战的规律。比如防护措施的迅速到位。曾光特别指出，小汤山医院的建设是全局的关键，这一措施有效地控制了医院的感染。当时，随着感染人数的增加，不断有更多的医院被感染，医护人员倒下的也越来越多。危急关头，惟一的办法就是采取超常规办法扩大收治。“可以说，小汤山医院的建设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诺曼底登陆。”曾光如此评价。
非典疫情现已得到控制，我们是否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呢？曾光提醒：无论是我国的台湾、香港，还是新加坡、多伦多，都有过疫情反复的教训，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思想上麻痹大意，措施不彻底。而且，我们的疫情得到控制还与前段时间流动人口大量减少有关，随着民工的回流和大学生的复课，发生反复的可能性也在增加，对此应保持高度的警惕，切不可盲目乐观。同时，当前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也要端正态度，谨防隐瞒疫情。如果为了保持零病例记录，出了问题而不报告，是很危险的。曾光指出，无论是北京还是别的地方疫情都有可能反复。他分析，如果出现反复，最大的可能是来自医院。台湾、香港和国外的情况都证明了这一点。这有两种可能：一是外来的，二是本地过去没有发现的（因为现在对非典病毒的传播途径和存活规律还不完全了解）。因此，医院千万不能放松警惕。他表示，只要医院不出问题，非典疫情永远不会出现大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