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3月12日，世界卫生组织在日内瓦发出非典疫情全球警告。6月24日，北京成为全球最后一个解除旅游警告的地区。百日之中，我们到底经历了什么，这场疫情又告诉了我们什么，请听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贝汉卫为您进行，百日盘“典”。
６月２４日下午，世界卫生组织在和中国卫生部联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把北京从“近期有当地传播”的名单中删除，同时，也解除了对北京的旅游警告，北京成为全球最后一个解除该警告的地区。这一天，距离世界卫生组织在3月12日发出的非典疫情全球警告已经整整105天了。关于这场疫情的得失，《面对面》记者在世界卫生组织驻北京办事处采访了贝汉卫先生。
记者：就是本周二6月24号你们解除了北京的旅游警告，并把北京从疫区的名单剔除了，这是一个消息，这是不是意味着非典已经成为过去了呢？
贝：这是中国抗击非典行动的重要一步。但是这并不代表非典已经过去了，许多问题还等待回答。我们必须认识到SARS是一种新疾病，我们不知道它是否会回来，我们不知道它是否是季节性爆发的。我们也不知道它来自哪里，是动物还是其他什么东西，所以说还存在许多问题，让我们不敢掉以轻心。关于SARS，我们知道，虽然现在我们已经成功减少病例的传播，但是我认为对有些事还必须保持清醒，必须小心提防。我们要确保防疫系统持续有效。如果再出现新的病例，我们必须在第一时间检测出来，只有这样才能迅速地隔离，并且正确地治疗，以便使它不能再次大面积感染。所以说我们要做的事情还很多，我们要建立强大的监测系统。要确认中国的城市，有能力应对新的病例，所以我认为虽然我们取得了进步，但是仍然有一些事情要做。
记者：但是我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在5月29号北京市最后一例被隔离的，为什么到6月24号才宣布对北京解除这种警告呢？
贝：为什么要推迟20天宣布解除警告，我想你指的是通常在20天后，就可以宣告从被传染地区名单除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不仅仅依靠机械的计算，而是还有许多其它因素，导致作出解除警告的决定。首先看发病的规模，医院里还有多少未治愈的病例，新增病例的数量是否有输出病例，卫生监测系统的强大程度，能否在出现新病例的时候及早发现。这些因素都要被考虑。另外对于北京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还要看疑似病例的数字。你应该记得6月11号，有新增病例的报告。这个病例在5月29日已被隔离，在那个时候他是疑似病例。所以我们还要做的，不但是看确诊病例的情况，也要查看疑似病例。所以在上个周末，我们和北京政府一起做了大量工作。我们得到了所有这些信息，并将这些信息通知了我们的总部，所以他们才能在周一进行详细的审核到深夜。这就是为什么一直到周一，世卫组织总部才评估所得到的信息，总干事也才能作出取消北京的旅游警告，并将其从受传染地区名单中移除的决定。
记者：可能对于北京市民来说，他们等待这个消息等的比较长一些，他们的心情也比较迫切一些，所以很想知道是因为确实没有达到你们的要求呢，还是因为别的原因而导致了这种推迟？
贝：我想我们不能决定的一个很重要因素，是信息的质量是否足以让在日内瓦的总干事作出决定。我们很高兴中国政府能够提供了足够的信息让她作出决定。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是，人们总是关注数字，我很有感触的是，王（岐山）代理市长曾经对我说，不仅仅是数字值得关注，我更关心我们的医疗系统是否有足够的力量抵御SARS，综合考虑对于决定是否解除警告和疫区名单中排除来说这同样重要。我们很高兴的看到，王（岐山）代理市长开始重视这一点，那就是医疗监测系统，是否有足够的力量抵御SARS。
记者：有消息说对于北京是否能如期解除这种警告，你们内部有比较大的分歧，能够证实这一点吗？
贝：这很重要，确实有这种时候，我们的地区办公室和总部，他们监测中国的情况，同时也将其和其他国家进行比较。有一点可以确认，我部分不同意他们的是，坐在地区办公室，或者坐在总部里，在看到中国来的信息时，把它与来自其他国家的信息做比较。中国在对数据进行分析整理方面存在困难。如果和其他国家比较，中国确实经常存在这种困难。我们谈论的不仅仅是报告问题，也不仅仅是数字问题，我们说的是对于数据的分析，这对于描述疫情发展很重要。在过去的采访中曾经表达过这种意思，很遗憾有些时候给人的印象是，世卫组织与中国的合作并不融洽。需要申明的是我们与中国政府的合作很好，只是我们在不断地向中国卫生部提出同样的问题。而卫生部也想从各省得到更确实的信息，卫生部副部长在最近的记者招待会上说，他们在从各地得到确实的和经过分析处理的信息方面存在困难。这就是为什么它不能和世卫组织及时共享信息的主要原因。这并不表明拒绝合作。我想合作的意图是很清楚地。所有的中国卫生部所掌握的信息，都已经和我们分享。同时很明确的是，在中国我们还需要一些在全国范围内及时汇报的信息。这有一些制度性的困难。有一些省份认为某些信息不是当然地和国家疾控中心以及卫生部分享的。我们希望将来，如果再有疾病感染，有关数据和数据分析信息的流通，能够更自由和自动地进行。这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挑战也是我们在未来几周需要加强的。
记者：对你们的工作也有一种批评，直接的批评，就是说你们在这件事情上有双重标准。4月30号，你们取消了对多伦多的旅游警告。但是很快呢，多伦多的疫情出现了反复，这种反复是正常的吗？
贝：多伦多让我们学到了很多事情。一件事就是，旅游警告被取消，也从受传染地区除名，于是他们放松了警惕。他们仅仅误诊了一例，疫情再次爆发，发展到超过100例。这件事的好处在于，它提醒了世界其它地区，我们必须保持警惕。没有自鸣得意的时间。
记者：但是我们并没有听到，你们再一次发出旅游警告。
贝：旅游警告是关于传染SARS的风险。如果你知道是否有疫情传染，并且能够隔离所有SARS病人。那么我认为，访问这一地区时染病的风险是非常小的
记者：那么在平常来说世卫组织它也就是政府间的组织，不像在特殊的情况下那么引人注目，让我的感觉好像你们在这种特殊的危机当中你们手中的权利突然变大？
贝：我不迷信权力。我想世卫组织有明确的使命，我们的使命，是维护和增进全世界人民的健康。但我也相信，SARS让我们被更多人了解。
世界卫生组织成立于1948年，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目前共有192个成员国。从成立以来，世卫组织一直致力于流行病和地方病的防治，努力推进全球各地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
记者：世卫组织是1948年成立的，50多年以来也经历了很多次的这种传染病的危机，你怎么评价这一次非典给我们带来的危机呢？
贝：我想，世卫组织这次所做的工作。它识别到这是一种新的疾病，它能够告诉成员国如何应对，我想我们能很好地和各方合作，包括和成员国、实验室和科学家，一起通力合作，去寻找病因和认识疾病。我很高兴地看到，经过三个月的努力，SARS已经被遏制住了，我想这是一个胜利
记者：有一种声音另外一种声音觉得我们的反应是不是有些过度？
贝：如果你看一下感染的数字，和其它传染病做个比较，确实它的感染数字很低。但是我非常清楚地认识到，这是一种新的传染病，它的传染性很强，而且一旦感染的话死亡率高。因此我想抗击这种疾病，多么积极的反应都是不为过的。我想经过了三四个月的战斗，可以认为我们可以遏制它了。历史将告诉我们，我们是否已经成功地遏制了它。但我相信有一点很重要，如果你面对一个新的挑战，一种新疾病，它是一种传染性疾病，它可能夺去许多人的生命，在旅行当中就容易被传染。我们知道如果在旅行中，你身边的人咳嗽你就有可能染病你因此会很紧张。我们希望将来，如果坐在你身边的人咳嗽，而你不会再担心感染SARS。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必须动员一切力量，所以我想这个时刻是成功的时刻，因为SARS被遏制了。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坚持认为我们没有反应过度。
记者：那你们的决策可能很多都是直接针对与公共卫生方面的，但是实际上这些决定同时又牵扯到当地的经济当地的政治乃至一些民族利益的东西。你们在考虑这些决策的时候会考虑出公共卫生之外的一些东西吗？
贝：我完全了解这些因素。作出决策并不容易，在作出旅行警告决策的时候，已经意识到了它可能带来的潜在影响。但是我们也更相信，旅行警告对于防止疾病，向其它国家或者其它地区继续扩散，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措施不仅仅针对中国，而是对全世界的。为了保证所有人的健康不被侵害，我们知道，一些措施决定的负面影响很大，特别是对于旅游业、旅馆业来说，一些决定对它们的损害很大。对于地方的经济，也有多方面的负面影响。对于个人的生活也是如此，有些人失去了他们的工作，我们很了解这些。
记者：你们怎么保证你们这种权威性不会受到质疑？
贝：我们是为了增进所有人的健康。我作为世卫组织驻中国的代表，我的职责是支持中国政府的工作，中国人的健康我也更关心。这是我采取所有措施的时候想要达到的目标。世卫组织做出决定，没有任何其它目的。我希望世卫组织这么做不仅仅是要显示权力，而是已经掌握的明确的信息：健康对人很重要，健康对于经济发展也重要。
记者：要保证你们的权力或者你们的决定最后能够付诸实施，一个很关键的原因是要跟当地政府搞好关系。你们怎么协调这种关系呢？而你们作出的决定可能很多都是与他们的利益发生冲突。
贝：我想这是个巨大的挑战，但是我们的目的非常清晰。这关系到所有人的健康，所有中国人的健康。在SARS到来的时候，我们处在一个艰难的时刻，我们不得不对政府说你们还没有为应对SARS做好准备，你们的报告还不完全。但你不能说我们的目的就是责备政府，我们的目的是帮助政府采取适当的措施，从而保证中国民众的健康。
记者：那你们会为了自己的利益，或者维护你们的权威而做你们不愿意做的事，说你们不愿意说的话吗？
贝：我想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总的来说，我之所以为世卫组织工作，我们的使命非常明确，就是维护和增进中国人的健康和所有人的健康。这指导我和世卫组织在与SARS的斗争中勇于面对挑战。这不是一段轻松的时间，我们对于我们的目标从不妥协，在健康问题上我们不能妥协，因为面对疾病你不能妥协，在这点上我们是非常坚决的。这场疾病的形势非常清楚，我们也知道你有能力抗击疾病，当然有别的做法可以让我们轻松一些，可以作出别的选择，说一些（无伤大雅的）话，或者保持沉默。
贝：我想举个例子：毫无疑问这个时候要诚实面对那些我尊敬的官员是非常艰难的。我记得第一次与北京市代市长王岐山会面的时候，他告诉我北京还没有做好应对准备，北京的工作做得还不够好。当然我们可以采取一种温和的态度，而不是这么直率。但最终这么做将有害于北京人的健康，有害于中国人的健康和所有人的健康，所以我们对于北京市政府部门采取了坦诚而清晰的措施。另外我相信我和王岐山代市长已经成为了朋友，现在我们共同抗击非典的工作已经取得了初步胜利。北京市政府在这当中做了大量的工作，我想如果当初对于需要进行的工作我们的态度不够明确，这场斗争将会更加漫长。
记者：去广州的专家组，他们曾经在游船上接受采访，公布你们的调查结论。这让人产生很不好的一种联想。
贝：我们的小组到各地都很受到重视，专家们受到各种各样的款待。我们总是说到达后的第一顿小规模的晚宴我们可以参加，我们也不介意参加离开前的最后一顿晚饭。但是请记住：我们的到来是为了工作，我们是为了尽我们所能帮助当地政府，我们干活儿很卖力，决不会玩物丧志。我想你们的确看到小组成员在游船上，但我相信所有专家小组成员都一直专注于工作，都在努力调查当地疫情，以便于更好地为各省和中央政府出谋划策应对SARS。
记者：一个问题就是数字的真实性，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里面，交通也不清楚，文化背景也不相同的情况下，你怎么能保证这个数字的准确性、真实性？你怎么开展工作？
贝：问得好。想一想几个人在北京只呆几天能做什么？在广东只呆几天能做什么？很难说你能对像广东这么大的地方作出准确的判断。对于上海、北京也是如此。我们意识到我们有很多限制因素，如果你仅仅调查几天就要作出评估，这很大程度上依靠当地提供了什么资料，很大程度上依赖当地政府分享信息的意愿。我经常对我们的调查人员说，你们只能依靠你们所看到的作出判断，不要对没有被公开的东西提出假设。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隐藏的，不要去假设，所以我们的报告是非常清楚的，我们只报告我们看到的和自己确信的东西。
世卫组织从1981年开始在北京设立代表处。贝汉卫是在去年夏天来到北京，成为了世卫组织的第五任驻华代表。
记者：非典时期你都做了些什么呢？
贝：工作非常辛苦。协助专家小组，协助中国政府抗击非典。我认为在中国抗击非典的第一阶段，是帮助中国认识到SARS对人类严重威胁。后来我们的合作是非常成功的。我认为从4月中旬开始，中国政府的举措是很有效率的。我已经有几个月没有见到家人了。这是一场真正的战斗，我们每个人不得不努力应对。但是我并不是孤军奋战的。我想许多人工作都非常努力，不只是世卫组织的工作人员，那些医护人员 他们才是最辛苦的，中国政府也很努力，还有中央和各省市卫生部门，所以我说每个人都很努力。很棒的是 我们现在可以回顾过去，告诉自己至少我们可以遏制疫情。但我们现在还没成功，还应该努力获取最终胜利。
记者：那你怎么评价，中国在这次非典中间的表现呢？
贝：我想自从4月20日以后，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中国的党和政府的决心，在对抗SARS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认为中国在两个方面，工作做得比其他国家好。前提是首先要采取一些基本的举措。首先早期的诊断和隔离非常重要，在这点上做得效果很好。第二点非常重要的是，医院感染源要得到有效控制，确保医护人员不会被就诊患者感染。同样如果患者转院也不要传染到其他病人和医护人员。第三点是集中收治。我附带要提的一点是，中国有一点做得很好，那就是在发病高峰期，有效降低了人口的流动。我想这对于控制SARS非常重要，如果爆发传染病时候，能够很好地控制人员流动，那么病毒就不能蔓延开来，防病的效果就非常好。中国在这点上做得很好，其它方面中国表现突出的是，公众对于SARS的认知程度，为此采取了许多措施。所有人都知道如果发烧了，就要去发烧门诊接受诊断，如果有必要就要去SARS门诊，或者SARS的定点收治医院。当SARS爆发的时候，政府采取了许多灵活的防疫措施，对小轿车 公交车进行消毒，加强农村地区的防疫控制等等，这些灵活的措施使每个人都认识了SARS。在这些方面中国做得很出色。我能说一些批评的意见吗？
记者：可以。我们就是想听到您的一个比较公正客观的评价。
贝：好的。我想在发生疫情的大多数时间里，在控制方面中国做得很好，但是在报告系统方面，在对于疾病爆发的认识方面，特别是在北京，在那个时候做出疾病如何爆发蔓延的判断是非常困难的。在疫情的高峰期，有70%的病例无法查清是从哪里感染的。这个比例让人忧虑，因为我们不知道人们是如何感染的。北京市政府值得赞赏的一点是，当我们提出这个问题时，他们积极研究寻找原因，为什么这么多的感染人群无法确认感染途径
记者：那能不能做得更好一些呢？
贝：我想总有改进的可能。面对一种新的疾病我们要不断学习。我仍旧认为需要检讨公共卫生系统，同时要做好应对陌生疾病的准备，也要确保不要让SARS卷土重来，应该做好应急准备。我认为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公共卫生系统建设被忽视了，对于医疗卫生的投入不足。政府过多地关注于经济发展，政府把卫生部门当作纯粹花钱的部门，对于卫生部门的投入不多，因此许多地方的公共卫生系统都很薄弱。另一方面，关于医院的传染病控制问题，我想这非常重要。我们已经知道，每一次重要的疫情爆发，都是由医院开始的，医院是每一次爆发的制造者。台湾、香港、多伦多、新加坡都是如此。所以要加大对医院的资金投入，增强医院的防传染能力。不仅仅是针对SARS，对付其它传染病也是如此。所以说在公共卫生的许多方面，政府都有改进的必要。
记者：我们最关心的是什么时候，能有有效的疫苗出现，能给一个时间吗？
贝：我有着很高的期望，我希望疫苗能尽快地被研制出来。据我从科学家那里得来的信息，这至少需要一到两年的时间。但是我真的希望所有的专家，能再次通力合作，尽快地研制出合格的疫苗。
记者：你们担心不担心SARS会重来袭击人类？
贝：这是我们正在关注的问题。我们担心是否它会卷土重来，再次感染医护人员或者其他人。因为我们不知道他们来自哪里，为什么会那么多患者死亡，所以我们非常关注这个问题。我们关注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的许多省份、许多地方的公共卫生系统还很薄弱，不足以对抗SARS的袭击。我们调查过的一些省份相当幸运，我的意思是，那里没有发现超级传染者，也就是指传染能力特别强的病毒携带者。这也是那里容易遏制疫情的原因之一。如果在这些地区真的出现这种情况，那么那里的薄弱的公共卫生系统，就很让人担心。
记者：那如果说重新出现这种危机的时候，你最希望中国政府或者说最亟待解决这个危机的关键是在什么地方？
贝：我真的希望中国的公共卫生系统，能够在第一时间发现第一个病例，所有的防治措施能够到位，这是我最希望的。我还希望中国政府能够加大对公共卫生的投入，使其足够强大以应对SARS的袭击，建立一个强大的公共卫生系统，各个地区的传染病的防治措施，能够完善起来。我也希望医疗投入问题，能得到更多关注，我们注意到60%到70%的中国农民，不能负担医疗费用。我们希望中国政府能考虑，如何帮助农民享受到医院的医疗服务。现在他们还负担不起，他们没有钱。我想中国政府应该考虑一下，让农民可以免费享受医疗服务。不仅仅是针对SARS，而且包括其它疾病。
记者：那作为WHO（世界卫生组织）驻华的代表，你是第五任了，你的目标是什么？
贝：我们的工作安排就是促进人群健康，是推动各国官员对卫生事业的关注。对抗SARS我们正是这么做的。下一步是推动政府考虑今后的工作。我想走入农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我深深相信，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应该重新考虑，自己在提供和投资于卫生事业中的角色，特别是为了公共利益。如果我能促进这一进程，我会非常高兴。其他方面工作我们也在持续努力，我们在进行着EPI（计划免疫）项目，我们同时也在推动，一项艾滋病防治计划，我们在协助政府重新考虑，采取哪种促进中国民众健康的政策是最佳的。这是一个范围很广的计划。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有所贡献，我们知道中国现在强大了，中国可以做得到，我们可以提供帮助来提升中国人的健康水平。
记者：特别感谢！
